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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3期）

    環渤海計劃建設的核電機組已達18座

    環渤海沿岸現有3個核電廠址（均是在福島核事故發生前確定的），分別是遼寧省大連市的紅沿河核電站和葫蘆島市的徐大堡核電站、河北省滄州市的海興核電站。紅沿河核電站位于渤海東岸、遼東半島西側，目前已有4座核電機組投入運行，2座核電機組正在建設中（預計2021年投運）；葫蘆島徐大堡和滄州海興兩個核電廠址分別位于渤海最內側的西北岸和西岸，均計劃建設6座核電機組，目前尚未開工。如果現有規劃全部落實，環渤海地區將有18座核電機組投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電力過剩無法消納，已投運的紅沿河核電站的實際利用率一直低于設計水平，核電站的經濟效益未達到預期。2017年紅沿河4座機組的負荷因子分別只有78.6%、62.3%、60.6%、35.2%，最晚投運的4號機組連設計水平的一半都未達到。如果徐大堡和滄州兩個廠址的12座核電機組再上馬的話，電力過剩的局面或將進一步加劇。

    渤海是近乎封閉、自凈能力很差的內海

    渤海三面環陸（被遼寧、河北、天津、山東環抱），僅在東部通過渤海海峽與黃海相通；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全海區50%以上水深不到20米，水體容積僅為1730立方公里。又“封閉”又淺的地理特征，使渤海東部的主要洋流難以進入，污染物很難擴散出去，導致渤海自凈能力極差。有研究表明，僅僅依靠渤海海峽與黃海之間小量、緩慢的海水流動，加上渤海的自凈能力，渤海海水要完全交換一次需要長達40～100年時間。

    因此，環渤海沿岸與我國內陸地區極為相似，一旦發生核泄漏，放射性污染物只能長期積聚在渤海海域，而無法像福島核電站那樣將核污水源源不斷地排向太平洋。盡管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體（水體容積是渤海的42萬倍）、福島核電站東側就是很深的太平洋海溝，但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在福島核事故一年后都檢測到了放射性物質。試想，如果福島核泄漏發生在渤海海域，放射性污染物濃度將大大提高，這是不可想象的核污染。

    插圖：《中國經濟周刊》美編 劉屹鈁

    渤海一旦發生核泄漏，將是國家安全難以承受之重

    目前全世界的核電技術，無論是二代還是三代，都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三代壓水堆核電技術是否比二代技術更可靠、更安全，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有待運行實踐檢驗）。福島核事故至今也無法控制核污水以每天幾百噸的速度激增，核反應堆需要一刻不停地“注水冷卻”，東京電力公司無奈坦承“處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核電站退役則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后（還不算反應堆機房和核廢料的安全處置），今后將是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預計百年后仍然是一片廢墟”。福島核泄漏再次給人類社會敲響警鐘：目前全世界在應對核事故后的污染控制上，還有太多的科技空白和無奈，所謂的“核電安全”還是建立在核電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礎上。盡管技術進步使核事故發生概率越來越小，然而一旦天災、人禍導致核電站出了“萬一”，最先進的核國家也沒什么好辦法。

    “整個東日本險遭徹底毀滅”是不能忽視的前車之鑒。2012年11月日本出版紀實報告《福島核事故真相》，披露了很多珍貴細節和教訓，其中有個鮮為人知的驚人事實：如果當時沒有那些在第一線具備高度技術水準和職業道德的工程師們以死相拼，今日福島核泄漏的嚴重后果根本不會止步于此，而是：包括首都東京在內的整個東日本將進入“無法居住”的“毀滅狀態”，至少要有5000萬人避難，天皇也要因此搬家。因為，福島核電站如果也像切爾諾貝利事故那樣“大爆炸”，大量外泄的放射性物質在刮向東京方向的風力條件下，首都東京也將遭受毀滅性的核污染。

    正是這一極端災難性的后果，讓那些福島勇士們完全忘記了自己性命的珍貴而以死相拼（在漆黑一片環境下無數次闖進放射性污染地，手動打開反應堆通風閘門、鋪設從海邊到反應堆的消防水管，使反應堆得到冷卻和減壓），“整個東日本徹底毀滅”的危機才得以幸免。但這場驚魂之戰讓一直自信“核電站不會出事”的日本各界深受震動，時任首相菅直人感慨：“即使事故概率低到億分之一，也不能講核電是安全可靠的，因為核電事故一旦發生，后果是毀滅性的。”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環渤海地區建設核電站，并不會因為“沒有大海嘯”、所選的堆型不是“沸水堆”，就不會發生福島那樣的重大核泄漏事故。因為，日本國會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2012年就已判定“福島核事故并非天災，明顯是人禍”，目前也沒有已得到實踐驗證的可靠技術可以確保壓水堆就不會出現沸水堆的核污水難題。而渤海一旦發生核泄漏，放射性污染物將長期積聚，環渤海地區的生存環境會受到嚴重影響，對中國政治中心的安全和“雄安大計”“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將造成威脅，后果不堪設想。

    環渤海沿岸是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世界級城市群”。環渤海沿岸經濟發達且高度集中，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未來大國崛起，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是打造國際影響力的首選之地——北京是我國最大的國際性金融商貿中心，金融機構占全國半壁江山以上，是國家政治中心不可缺失的重要支撐。將京津冀打造成“世界級城市群”、將首都打造成影響世界經濟的節點城市之一，是既定的國家重大戰略。

    經濟總量在全國舉足輕重——2015年京、津、冀、魯、遼的GDP占全國24%，天津、唐山、秦皇島、沈陽、濟南等13個環渤海城市的GDP占全國8%，鋼鐵、能源、化工等重要產業云集。

    是我國南北海運的重要通道——渤海灣是京津冀地區唯一的“海上門戶”，擁有年吞吐量30億噸的港口群，承擔著我國1/3的國際貿易、40%煤炭、40%鐵礦石、30%石油等大宗貨物的運輸。

    是我國海鹽生產的最大基地——我國四大海鹽產區中的三個都位于渤海沿岸，即長蘆、遼東灣、萊州灣。其中長蘆是中國最大鹽場，產量高達全國的1/3。

    是東北和關內聯系的咽喉要道——“秦皇島—葫蘆島”僅有50公里寬的狹窄遼西走廊，分布著公路、鐵路、國道等10多條運輸干線。

    有較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整個渤海是一個巨大的含油構造，濱海的勝利油田、大港油田、遼河油田和海上油田連成一片，渤海相當于第二個大慶，是我國的重要能源生產基地。

    是比內陸更甚的人口超密集區——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京津冀常住人口規模達1.04億，人口密度高達1200人/平方公里左右，是全國平均值的4倍。

    福島核電站和日本東京的直線距離是250公里，而滄州海興核電站與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228公里、葫蘆島徐大堡核電站與秦皇島的直線距離只有93公里。毗鄰如此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和人口超密集區建設核電站，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應急響應指揮體系、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難題。

    能源革命不應“舍易求難、舍安求險、舍廉求貴”

    福島核事故后日本核電專家的諸多深刻反思中，有兩點需要我們高度重視，一是“所謂核電站有多重保護系統，若發生什么事故就會自動停止、絕對安全，都是僅止于設計階段的理論，施工、建廠才是大問題。不管核電設計有多完美，實際施工卻無法做到與原設計一模一樣”；二是“核反應堆的失控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核能源只要走錯一步，就很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所以必須事先嚴格構建安全管理和事故對策機制”。

    因此，與敏感的長江流域一樣，環渤海地區核電站“安全性有保障”的結論絕不能建立在“核電站不會出事”或“出事概率很低”的樂觀臆想之上，絕不能低估核事故處理的極端復雜性，更不能等出了事再說。一座核電站所拉動的數百億投資效益與渤海遭遇放射性污染積聚的后果，完全不能相提并論。“整個東日本險遭徹底毀滅”的教訓亟須我們引以為鑒。為確保中國政治中心的安全，確保“雄安大計”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的順利實施，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環渤海地區尚未開工的徐大堡和滄州核電站不宜再啟動。核電站數量越多，發生核事故的風險越高。即使只是中或小的核泄漏事件，也會因渤海的近乎“封閉”而引發災難性后果，沖擊國家的金融穩定、社會穩定。建議將“高放射性污染風險”列入環渤海地區重大投資項目的“負面清單”，將尚未開工建設的徐大堡和海興核電站遷址到其他適宜的沿海地區。

    第二，已投運和正在建設中的紅沿河核電站務必做好安全監管。美國、蘇聯和日本3次重大核事故都是“人禍”，且都不是突然發生，而是之前已有各種“前期征兆”出現，即違規操作頻頻發生、瞞報遲報運行事件、安全監管流于形式。

    大連紅沿河核電站已有4座機組投運（2021年就將增至6座），亟須盡快考慮、嚴格構建紅沿河核電站的安全管理和事故對策機制。

    第三，用更優的能源解決方案支撐環渤海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核電在國際學界的科學定位是“低碳能源”，而非“清潔能源”，因為核電站運行必然產生的核廢料，是人類還沒有能力處理、最棘手、無法逆轉的環境污染（長壽命、高放射性核素只能等其衰變至無害水平，需要時間長達幾萬年至幾十萬年以上）。

    徐大堡和滄州兩個核電廠址都是福島核事故前、我國電力供不應求情況下選擇確定的，當前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環境、清潔可再生能源技術突破等各方面的情況，都早已今非昔比。無論是解決華北地區的霧霾污染、履行國際減排承諾，還是促進環渤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當前都已沒有必要再去冒渤海核泄漏之巨大風險。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總體上電力嚴重供大于求，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現有電力裝機每年白白扔掉的清潔電力（棄水、棄風、棄光）已高達1300億度以上，至少相當于18座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的年發電量。將這些白白扔掉的清潔電力輸送到華北地區，是比“環渤海建設核電站”更安全、更清潔、更便宜且更能全面帶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源解決方案。

    第四，謹防“大干核電站是發展核武器的需要”之類的言論誤導國家決策。美國國防部2018年2月公開發布了《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通篇闡述的美國如何“維護現代化的核武器基礎設施”“保持可靠有效的核威懾能力”，均與“核電站建設”沒有任何關系。事實上，歐美發達國家一直在努力擺脫核電站對國家安全所造成的潛在巨大威脅。原因正如日本資深核電專家小倉志郎在福島核事故后指出的：“擁有核電，等于自己裝了核彈，而按鈕卻在敵人手里。你想要防衛的敵人難道都是超級善心人士、故意不去攻擊核電廠弱點？這道理普通人都懂。”

    然而在我國，將“核電站建設與核材料生產”混為一談、認為“大干核電站是滿足核武器發展需要”的錯誤認識，卻甚為流行。除了秦山三期是重水堆外，我國目前商運的核電站都是并不適合生產武器級核材料的輕水堆。為澄清這一重大問題，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研究員汪小琳特別撰寫了報告《“核電站反應堆”與“武器級核材料生產”有關系嗎？》，對商用輕水堆所生產的钚、氚為何不適合做武器級核材料，做了科學、專業的回答。此外，當前任何核電站都不能抵御中子彈（屬于國際上并未禁止的“戰術核武器”）的攻擊，且核電站已經成為更隱蔽的網絡攻擊的重要目標，我國“大干核電站”不僅無助于核武器發展需要，反而會成為“可致命打擊中國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重大戰略隱患。

    歐美發達國家正因為已深刻認識到“核廢料處理和核電站退役是天價負擔”“核電有著遠遠超乎人們想象的無窮后患”而紛紛“減核、棄核”。在世界新一輪電力大轉型背景下，我國推進“能源革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完全沒有必要“舍易求難、舍安求險、舍廉求貴”，追趕發達國家即將拋棄的、后患無窮的能源道路。